孙吴纪委  李晓岩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,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,努力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机制。因此,只有以法制思维和法制方式反对腐败 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。 

一、用法制来治理腐败问题,必须要有覆盖全面的法律及详尽的法律条文 

依法治腐,首先必须有法律作保证,同时法律条文必须详实、有可操作性。就目前来说中国的法律虽然还不尽完善,但已基本成体系,也可以说不可谓不多,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。( 一是现有法律覆盖面窄,好多法律急待制定。目前我国现有法律自建国后经过不断修改完善,以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,但随着社会的发展,有些方面法律是存在空白,如刚刚过去的教师节,中央台新闻中有一副漫画,是家长在犹豫,现在管的这么严,要不要接着给老师送礼,如果我不送,别的家长送了,我的孩子就会不被老师重视,中国的家长会有这样的犹豫,是因为没有法律约束教师收礼,在新加坡等国家,对教师收礼是有法律规定的,发现后处罚力度相当大,教师根本不会为家长那点小利铤而走险。因此要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法规,才能做到依法治理腐败。二是)如现有法律条文过宽,对一个犯罪行为的量刑跨度太大(方面)。如:有法律中刑法中的条文就有犯罪判 “三年以上十年以下”、“缓刑判决”,刑法中关于(170)规定,伪造货币的,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。等量刑幅度很大的规定,就导致了不同地区、不同执法者对违法犯罪者执法标准的不统一,无形中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,同时给司法实践者以做人情、枉法裁判、甚至谋取私利的机会;在涉及罚没款等内容时,往往不足以让违法者伤筋动骨,也就起不到引以为戒和杀一儆百的作用。当有人面对同样贪污1000万元公款,而判决结果不尽相同时,内心的感受又将如何呢?虽然,我们可以找出千万种理由对其说明解释,但法律的公平、公正性,仍然会受到考究与质疑,这也是每一位法律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。作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,要充分考虑到法律的前瞻性、现实性和可追塑性,还必须考虑到法律在执行中可能带来的问题,如:量刑幅度问题、时效性问题、可操作性问题等等,条文越细越好, 法律条文的粗细于否,关系到执法标准的相对统一,关系到法律的公平性、公正性、严肃性和强制性,关系到治理腐败的社会效果,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,因此,必须充分考虑到法律条文细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,把法律建设成为治理腐败的利器和人民群众真正的保护伞。 

二、用法制来治理腐败问题,必须做到有法必依,执法必严,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不然法律就成了鼓励腐败的催化济 依法治腐是最终最好的解决办法,但要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做到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,缺其一,都不可能实现依法治腐。“有法可依”前面已经说过,就是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和详实的法律条文,这是做到依法治腐的基础,没有法律及详实条文,依法治腐就是一句空话。“有法必依”是依法治腐的中心环节,有了法律就要按照法律办事,违犯法律,触犯法律就要承担后果。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的社会危害性更大。“执法必严”是依法治腐的关键,这是针对司法工作者而言。司法工作在执行法律时不仅要做到自己不违法,在违法者面前,一定要严格执法,不徇私情私利。“违法必究”是依法治腐的必要保障。无论你官多大、后台多硬,钱多少、人缘关系有多好,违法一定要有和危害结果相同的违法成本,一定要受到法律的惩处,这是决定法律公平性、公正性、严肃性、强制性的根本所在,充分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,如果做不到这一点,那么法律的权威信就会受到挑战,威慑力就会受到质疑。 依法治腐说到底就是依法治官,依法治权。腐败只有有官、有权者才能实行,一个无职无权者,想腐败也没有条件。因此,要做到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,就必须解决好以下问题。一是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。就官场而言,上级官员决定下级官员政治前途命运是无庸质疑的,因此,才有“碰到一个好领导是自己一生之福”的感叹。虽然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举措,取得了一定的效果,但仍未改变其根本,在依法治腐中,往往受到权力的干扰阻碍,法律的公平性、公正性、严肃性、强制性、权威性等显得那么苍白与无助,甚至是法律屈服于权力。不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,依法治腐的进程将会相当漫长。 二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,逐步提升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。首先把爱党爱民、业务水平高,工作能力强,作风正派,执法严明的人选拔到执法队伍中来,选拔到领导干部的岗位上来。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,完全取决于当权领导的个人素质。清廉勤政,为党为国为民的领导选拔用人标准完全是党的用人标准,选拔的是“为民、务实、清廉”的人员;腐败的领导选拔用人标准嘴上说的是党的用人标准,实际上实施的是自己的用人标准,选拔的是“为己、为情、为利”圈子内的人。其次,坚决及时驱逐司法执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,保证执法队伍的清正纯洁。三是强化监督主体建设,让监督主体真正发挥有效的作用。就监督主体而言,中国的法律、法规、章程、条例等规定的很多,有人大监督、政协监督、检察院监督、纪委监督、人大代表监督、党代表监督、人民群众监督等等。监督主体很多,但存在着隔行如隔山,法律、法规等专业知识不足,难以监督或监督不到位的问题(比如,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有监督职能,但人大经济办的人很少是出身财务、财政专业或财政局本身的业务干部,对每年财政的预算报告只是了解报告的表述和大体收支粗线,具体的数字和细节很难了解和掌握,所以,监督也是停留事后或表面);事前、事中、事后都不让监督主体知道,官员们不愿接受监督,逃避监督的问题;监督主体监督作用不大,根本不愿实施监督,怕得罪人等现实问题,监督主体没有真正发挥有效的作用或作用不明显。要想监督主体发挥作用,首先要让监督主体在监督过程中,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扰或者阻碍,因为监督主体在现实中往往也受当权者的领导,实施监督同样会受到权力的影响,这一点解决不了,永远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监督。其次,对当权者犯法、执法犯违者罪加一等,这样可能让当权者、执法者自律,自我约束、自我规范。 
法律在现实中得不到全面执行,那么法律就不是治腐的强大武器,反而成了各级官员腐败的催化剂与加速器。

总之,以法制思维和法制方式治理腐败,是一个系统工程,不仅需要负责任的学者们写文章向社会呼吁、法律专家们研究制定详实的法律文本、国家对实施法治的支持与重视,更重要的是需要当权者的自律、执法执纪者的严明、法律知识的普及、全社会的参与,只有这样,依法治腐,依法治国的方略才有可能实现。